注冊商標侵權懲罰性賠償為何難落地?
來源：正義網 發布時間：2016-11-07 02:51:00 瀏覽：3240
【摘要】
與會專家表示,2013年修改的商標法規定了商標侵權懲罰性賠償制度,在商標侵權行為屢禁不止的情況下,至今卻絕少有適用該規定的案例。袁博:我認為原因是相關法律規定存在不足,實踐中也缺乏指導,主要是懲罰性賠償規定尚需完善。袁博:對于“權利人損失”“侵權人獲利”而言,舉證很難,而且難被認同。
被寄予厚望的注冊商標侵權懲罰性賠償規定在司法實踐中卻極少被適用,引發關注,商標侵權懲罰性賠償為何難落地?
門診問題
商標侵權懲罰性賠償為何難落地?
門診專家
上海市第二中級法院法官 袁博
中南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劉強
專家觀點
◇“維權成本高,侵權代價低”的現象嚴重影響了權利人主張權利的積極性,造成商標轉讓侵權現象屢禁不止。
◇對于“權利人損失”“侵權人獲利”而言,舉證艱難,而且難被認同。被侵權人往往難以具備與“獲利”“損失”兩種計算方法相符的舉證能力。
◇三種基礎值的計算方法是商標侵權懲罰性賠償難以實現的最大障礙。可以考慮通過規則引導的方式認可在實踐中已經發展較為成熟的多元化計算方法。
據10月24日第4版《來錢太快,制假售假根本停不下》,湖北省襄陽市檢察院起訴了一起銷售非法制造的注冊商標標識案,該案被查獲的假冒名酒注冊商標“石花霸王醉”白酒(霸王醉)標識有7萬余個,非法經營數額超過100萬元,3名被告人均被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并處罰金。近日,由上海知識產權研究所、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知識產權協會主辦的“商標侵權懲罰性賠償的適用”專題沙龍對懲罰性賠償問題進行了探討。與會專家表示,2013年修改的商標法規定了商標侵權懲罰性賠償制度,在商標侵權行為屢禁不止的情況下,至今卻絕少有適用該規定的案例。對于商標侵權行為,懲罰性賠償制度為何難以適用?遏制商標侵權,該制度怎樣才能有效發揮作用?相關規定如何修改完善?為此,記者采訪了上海市第二中級法院法官袁博、中南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劉強。
被寄予厚望的懲罰性賠償制度為何難落地
記者:商標法關于懲罰性賠償的規定是什么?
劉強:2013年修改商標法時將侵權懲罰性賠償制度規定在第63條,即“侵犯商標專用權的賠償數額,按照權利人因被侵權所受到的實際損失確定;實際損失難以確定的,可以按照侵權人因侵權所獲得的利益確定;權利人的損失或者侵權人獲得的利益難以確定的,參照該商標許可使用費的倍數合理確定。對惡意侵犯商標專用權,情節嚴重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確定數額的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確定賠償數額。賠償數額應當包括權利人為制止侵權行為所支付的合理開支”。這些規定使得侵權行為代價顯著提高,一定程度上能夠打擊侵權違法現象。
記者:為何懲罰性賠償的規定會引起廣泛的關注?
劉強:這是因為,懲罰性賠償能夠以“釜底抽薪”的方式,有力打擊商標侵權行為。商標侵權行為之所以屢禁不止,是因為違法犯罪行為人有利可圖,主要表現為違法成本低,侵權行為可以獲得巨大非法利益導致。針對近年來商標侵權層出不窮的情況,商標權人普遍感覺通過維權所取得的賠償金額不足以補償維權費用,甚至達不到維權過程中需要支付的律師費?！熬S權成本高,侵權代價低”的現象嚴重影響了權利人主張權利的積極性,造成侵權現象屢禁不止。懲罰性賠償的規定就是要解決這一問題,讓商標侵權人得不償失。
記者:當前,商標法中懲罰性賠償規定適用情況如何?
袁博:修訂的商標法生效至今已兩年有余,但其中的懲罰性賠償條款在實踐中似乎更多處于“應然”狀態,而很少轉變為“實然”狀態。據不完全統計,在商標侵權案件中,商標權人主張懲罰性賠償的案例不多,而適用懲罰性賠償的判決更少。
記者:這一規定在實踐中為何很少得到適用?
袁博:我認為原因是相關法律規定存在不足,實踐中也缺乏指導,主要是懲罰性賠償規定尚需完善。要適用商標侵權懲罰性賠償規定,需要具備三個條件:第一,侵權人主觀上是“惡意”的;第二,侵權情節在客觀上是“嚴重”的;第三,計算方法是“權利人損失”“侵權人獲利”或者“許可費用的合理倍數”乘以1到3之間某個合適的系數。比如,對于“許可費用”的舉證來說,使用商標許可使用費不但能反映出權利人的意志和實際市場價值,而且根據實際狀況具有一定的裁量彈性(合理倍數),本應是個合適的計算基數,但實際上并非如此,原因多種多樣:有的權利人從未許可過商標使用,自然無法提供許可費用的證據;有的權利人雖然簽過許可合同,但實際上并未履行;有的權利人雖然可以拿出相關證明,但和侵權事實在使用類別、使用時間、使用范圍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事實上無法參照。例如,權利人在某個發達城市的許可費,就難以拿到西部欠發達地區作為依據。因此,立法需要明確“惡意”和“情節嚴重”的含義,同時需要認可“損失”“獲利”“許可費用”等計算基數估值的多元化。
適用商標侵權懲罰性賠償規定需要注意哪些問題
記者:在當前司法實踐中,應當如何評估侵權人主觀上的“惡意”?
袁博:對于商標侵權,在一般意義上,法律并不關注侵權人的主觀心理狀態。這是因為,對于一般的商標侵權,侵權人要么是故意,要么雖然不是故意但存在重大過失。但是,在商標侵權懲罰性賠償中,侵權人的主觀心態不但成為一個必要構成要件,而且“惡意”的表述也說明其有異于一般的“故意”或者“過失”。但是何謂“惡意”,相關法律并未給出明確規定。在其他賠償類型(如法定賠償)的商標案件中,似乎可以歸納出“惡意”的某些特征,即惡意昭彰、屢警不改、屢罰不改、屢訴不改,包括:一是被告曾和權利人有許可、經銷、代理等密切關系,熟知原告品牌;二是被告曾多次收到權利方的警告函、律師函,但屢警不改;三是被告多次侵害同一權利人;四是被告因侵權多次受過行政處罰又侵權的;五是被告因侵權多次被判決賠償又侵權的。
記者:怎樣評估侵權行為“情節嚴重”?
袁博:何為“情節嚴重”,法律未明確規定,實務操作缺乏指導。結合實踐中常見的情形,可以認為,所謂“情節嚴重”,就是造成的危害明顯超出一般商標侵權的行為,包括:侵權時間長,侵權地域廣,侵權類別多,被侵權的品牌知名度高或者是馳名品牌、奢侈品牌,侵權給權利人帶來巨大的經濟損失,侵權給消費者帶來巨大經濟損失或其他嚴重后果。
記者:如何得出懲罰性賠償的“計算基數”?
袁博:對于“權利人損失”“侵權人獲利”而言,舉證很難,而且難被認同。被侵權人往往難以具備與“獲利”“損失”兩種計算方法相符的舉證能力。對于“侵權人在侵權期間因侵權所獲得的利益”而言,需要掌握侵權人在侵權期間真實、完整的財務賬簿、記錄,而這些至關重要的證據被侵權人顯然無法掌握,而真正能夠掌握的侵權人又基于種種原因和動機而不愿提供(例如,擔心暴露財務管理不規范的事實;擔心暴露偷稅漏稅的事實;擔心牽連上游的商業合作伙伴,等等)。在此情形下,“侵權人在侵權期間因侵權所獲得的利益”的計算因為欠缺基本的數據支持而無法進行。盡管商標法規定證據妨礙規則,但實踐中效果并不理想。對于“被侵權人在被侵權期間因被侵權所受到的損失”而言,計算方法所依據的證據本來屬于被侵權人的掌控范圍,但是在證明的因果關系上卻存在極大問題。例如,在某些情形下,由于被侵權人經營有方,其在被侵權期間的營業收入不降反升,此時受到的損失如何計算,存在因果關系不明的證明障礙。又如,即使在被侵權期間被侵權人的收入發生顯著下降,但其原因可能還包括經營不善、市場波動以及原材料漲價等等,其減少的收入是否能直接等同于“因被侵權所受到的損失”也存在極大爭議。
怎樣完善懲罰性賠償制度
記者:如何完善商標侵權懲罰性賠償制度?
袁博:為了能夠明確“惡意”和“情節嚴重”的具體含義,司法機關需要通過一定數量的案例來引導人們明確“惡意”和“情節嚴重”的內涵和證明方向。另外,相關的司法解釋也亟待出臺,需要認可“損失”“獲利”“許可費用”估值的多元化。目前,三種基礎值的計算方法是商標侵權懲罰性賠償難以實現的最大障礙。因此,可以考慮通過規則引導的方式認可在實踐中已經發展較為成熟的多元化計算方法,例如市場假定法、可比價格法、行業平均法等行業或領域通用或公認的分析評估方法,從而提高損害賠償計算的科學性和合理性。
劉強:當前,要采取加大知識產權侵權行為懲治力度等舉措,進一步提高商標侵權違法行為所要付出的代價,從而有效打擊侵權假冒行為,以更好地維護商標市場秩序。
